1950年3月1日，夜，台湾草山行馆（阳明山）内，蒋介石，这位刚刚“复行视事”的总裁，正襟危坐。

　　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在大陆地图前指点江山、气吞万里如虎的统帅，败退孤岛的现实，像一把刻刀，在他脸上刻下了更深的皱纹与戾气。

　　草山在他的面前，恭敬地站着一个人，一个足以让台湾无数人闻风丧胆的人物——毛人凤。

　　但今天，他能清晰地感觉到，总裁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杀气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浓烈、都要刺骨。

　　一切的源头，来自他刚刚呈报的一份绝密文件——关于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“通共”的确凿证据。

　　蒋介石的手指在黄花梨木的桌面上轻轻敲击着，笃，笃，笃。这声音在寂静的书房里显得格外清晰，良久，他终于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冰冷：“吴石，必须枪决。”

　　“还有一个人，”蒋介石的目光仿佛穿透了墙壁，望向了台北市内的某个方向，“白崇禧是历史罪人，一定要肃清他。”

　　那是的一级上将，是曾经的国防部长，是桂系的灵魂人物，是与李宗仁并称“李白”，搅动了中国政坛半个世纪风云的“小诸葛”。

　　无缘无故的杀这样一位元老，其引发的政治地震，恐怕不亚于一场小型战役。

　　蒋介石似乎看穿了毛人凤的顾虑，他顿了顿，但杀意未减分毫：“事情要做干净点，不要露出马脚。”

　　但“肃清”的命令已经下达，这就意味着，对白崇禧的绞索，从今天起，便已悄然套上，只待一个合适的时机，猛然收紧。

　　“嗯，”蒋介石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不必多言，“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可以从长计议。吴石案，就是一个很好的抓手。”

　　他知道，一场针对昔日“战神”的巨大阴谋，就在这个风声鹤唳的夜晚，由这位最高权力者亲手拉开了序幕。

　　当他从齿缝中挤出“白崇禧”三个字时，脑海中翻腾的，是积攒了二十余年的新仇旧恨。

　　一年后，白崇禧更是力排众议，向军事委员会力荐吴石出任第四战区参谋长，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：“非吴景略，不能掌全局。”

　　再后来，白崇禧高升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，也没忘了这位老同学、好下属，又将吴石调到南京，主管对日情报工作。

　　这其中，最让蒋介石耿耿于怀、恨之入骨的，莫过于那场决定国共命运的大决战——淮海战役。

　　1948年底，蒋介石本想下一盘大棋：命令华中“剿总”司令白崇禧，统一指挥徐州“剿总”的部队，集结两大集团军的兵力，在徐州、蚌埠一带与进行一场世纪豪赌。

　　后世有人分析，说白崇禧是看出了当时国军沿铁路线一字排开的“死亡十字”布局，料定此战必败，不愿将自己的桂系精锐填进去。

　　他认定，白崇禧就是存心看他的笑话，就是想等他的中央军主力被全歼之后，好让桂系取而代之！

　　当黄百韬兵团被围，当邱清泉、李弥兵团告急，当整个淮海战场已成一片血海火海之时，手握三十多万精兵的白崇禧，却稳坐武汉，按兵不动。

　　蒋介石曾多次要求调动战斗力极强的桂系王牌第七军参战，白崇禧却下令“派部队把船只看管起来”，扣押所有轮船，让部队无法渡江。

　　而电话那头，传来的却是白崇禧冷淡到近乎残酷的回应：“华中兵力单薄，无力东援。”

　　每当想起这四个字，蒋介石的胸口就如同被巨石压住，堵得喘不过气来。他输掉了淮海战役，输掉了大陆的半壁江山，也输掉了他作为“总裁”的宝座。

　　他想起了过去几十年，白崇禧联合李宗仁，联合各路军阀，一次又一次地反蒋，一次又一次地逼他下野。

　　彼时，广西战役已经结束，白崇禧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桂系部队，在的凌厉攻势下灰飞烟灭，片甲不存。

　　在最后的时刻，李宗仁通过各种渠道，苦口婆心地劝他：“健生，切不可去台湾！那里现在是蒋家天下，你去了，就是自投罗网，徒增羞辱！”

　　就在他犹豫不决之时，蒋介石的“橄榄枝”递过来了。一波又一波的信使，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和口信，络绎不绝地来到海口。

　　信中，蒋介石言辞恳切，绝口不提往日恩怨，只谈危难，并许诺只要白崇禧肯赴台“共襄国是”，“国防部长”的职位虚位以待。

　　蒋介石把姿态放得这么低，又许以高官厚禄，让他觉得，蒋介石还是需要他的，还是器重他的军事才能的。

　　他对着前来送行的儿子白先勇，发出了那句著名的感叹：“蒋先生是器重我的，只是我有些话他没听。”

　　他似乎真的相信，自己去台湾，是为了“给历史一个交代”，是为了在最后的关头，再为这个风雨飘摇的“”尽一份力。

　　就在他准备登机前，一个追随他多年的桂系老部下，冒着被训斥的风险，冲到他面前，颤抖着递上一张小纸条。

　　白崇禧接过纸条，展开一看，上面是几个他熟悉的名字，都是一些在军队里颇有资历、但并非黄埔嫡系的将领。

　　这位老部下的意思很明显：台湾已经成了蒋介石的屠宰场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去了就是死路一条。

　　但最终，他还是缓缓地，将那张决定着无数人命运、也预示着他自己命运的纸条，揉成了一团，随手扔进了风中。

　　他以为自己是去赴一场匡扶社稷的使命，却不知，那螺旋桨的轰鸣声，正是一曲为他奏响的命运悲歌。

　　李宗仁远走美利坚，后又回大陆得以善终；而白崇禧，则飞向了那座名为台湾的孤岛，也飞向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、也是最悲惨的篇章。

　　飞机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的那一刻，白崇禧或许还在心中勾勒着一幅“临危受命、力挽狂澜”的蓝图。

　　他毕竟是白崇禧，是那个被日本人誉为“战神”的男人，是军界公认的“小诸葛”。

　　前来“欢迎”他的人员阵容堪称豪华，大员、军界同僚，个个笑容可掬，热情洋溢。

　　但白崇禧敏锐地从那些过分热情的笑容背后，嗅出一丝诡异的、令人不安的味道。

　　他注意到，那些看似前来嘘寒问暖的“老朋友”们，站位总是不经意间形成一个半包围圈。

　　而更远处，一些穿着中山装、眼神锐利的年轻人，更是如同鹰隼一般，看似随意地散布在四周，实则将所有出口都看得死死的。

　　他被客气地“请”进了一处位于市区的官邸，美其名曰“白公馆”，供其颐养天年。

　　从踏入这座公馆大门的那一刻起，白崇禧就彻底明白了李宗仁那句“自投罗网”的真正含义。

　　车子刚开出没多久，他就从后视镜里发现，一辆美式吉普车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。他不动声色，故意让司机在市区里七拐八绕，后面的吉普车也耐心地跟着，保持着固定的距离。

　　后面的吉普车猝不及防，也跟着一脚急刹，结果技术不过关，车子当场抛锚了，几个特务手忙脚乱地下车检查。

　　他摇下车窗，对身边的侍从官吩咐道：“去，告诉后面的朋友，车子坏了不要急，慢慢修。等修好了，再继续跟着我们。”

　　那几个奉命监视的特务，本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，没想到早就被人家看了个底朝天，一个个面红耳赤，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　　大家正聊着天，他突然抬手叫来服务员，指了指邻近的两张桌子，微笑着说：“那两桌朋友的咖啡钱，也记在我的账上。”

　　白崇禧端起咖啡杯，轻轻吹了口气，淡淡地说道：“那是我请的‘保镖’，这个客，自然该由我来请。”

　　通过这种黑色幽默的方式，白崇禧向他的监视者们，也向那个躲在幕后的人宣告：我虽然身陷囹圄，但我不是瞎子，也不是傻子。你们的这点把戏，我“小诸葛”看得一清二楚。

　　这种反抗充满了无奈与悲凉，但却为他压抑的生活，增添了一丝属于强者的最后尊严。

　　如果说最初的监视还披着一层“保护”的虚伪外衣，那么到了1952年，蒋氏父子便彻底撕下了这层面具，换上了一副狰狞而残忍的面孔。

　　书籍被扔得满地都是，衣柜的门敞开着，里面的衣物被胡乱地翻了出来，连沙发和床垫都被人用刀划开，露出了里面的棉絮。

　　更夸张的是，客厅和卧室的好几块地板，竟然被硬生生撬开了，露出了下面潮湿的泥土。

　　一个老佣人哆哆嗦嗦地回答：“是……是经国先生带人来的……他们说要……要搜查……”

　　白崇禧几乎是咆哮着质问：“总裁！你为何派人搜查我的家？我白崇禧究竟犯了什么罪，要受此奇耻大辱！”

　　电话那头的蒋介石，沉默了片刻，随即用一种轻描淡写、甚至带着几分无辜的语气回答道：“哦，我知道这事。不过健生兄，你不要误会，这又不是专门针对你一个人。为了肃清匪谍，现在对所有人都是如此。”

　　在蒋介石眼里，他白崇禧已经不是什么元老、昔日战友，而是一个随时可以被踩在脚下、任意欺凌的阶下囚。

　　剩下的，只有无尽的屈辱和漫长的等待——等待那个最终的、或许并不遥远的结局。

　　这一年，在蒋介石的亲自授意下，四十多名“国大代表”联名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弹劾案，矛头直指白崇禧。

　　其三，也是最致命的一条：徐州会战（即淮海战役）时，按兵不动，不遵从统帅调遣，拥兵自重，坐视友军覆亡。

　　而对于最关键的第三条，他更是据理力争：“徐州会战之时，我华中‘剿总’并非拥兵自卫。我已将麾下最精锐的五个军外加一个师，悉数投入战场驰援徐州，最终全部牺牲！剩下的一部分军队，要时刻防备中原野战军部的牵制，实在无法抽调，何来坐观成败之说？”

　　那一次，国军在杜聿明的指挥下，将的东北民主联军打得节节败退，眼看就要将其彻底赶到白山黑水去打游击了。

　　当时作为国防部长的白崇禧，亲赴东北督战，力主乘胜追击，一举解决东北问题。

　　然而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蒋介石却听信了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停，下达了停战令。

　　他认为，正是那个错误的决定，给了喘息之机，最终导致了整个东北战局的逆转，乃至全国的失败。

　　于是在信的结尾，他几乎是以质问的口吻写道：“当初我力劝总裁乘胜追击，一劳永逸，总裁不听，反而受制于外人，影响了大局。若非如此，何至于有今日败退台湾之局面？”

　　在一次非正式的元老聚会上，一位与白崇禧私交尚可的老将，悄悄把他拉到一边，劝道：“健生兄，你这又是何苦？服个软，认个错，面子上过得去就算了。跟那位斗，你斗不过的。”

　　白崇禧听后，却是一声冷笑，他环顾四周，压低了声音，却字字铿锵地引用了《三国》的典故：“昔日曹孟德曾言，‘设使天下无有孤，不知当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’。我白健生不敢自比曹操，但你我心知肚明，若无我桂系在北伐、在抗战中数次为续命，他蒋中正的位子，能坐得稳几天？”

　　据说，蒋介石听后，气得当场摔了杯子，脸色铁青地骂了一句：“娘希匹，到现在还不知悔改！”

　　他在任何公开场合讲话，只要提到在大陆的军事失败，必然要拿白崇禧出来当反面典型，反复鞭尸。

　　有人在他面前提起这些攻击时，他只是淡淡一笑，说：“经过一次大失败，总要找个人来顶罪背锅嘛。任何时候都是这样，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”

　　他彻底告别了政治，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，都投入到了下棋、钓鱼、打猎这些闲情逸致之中。

　　他似乎真的成了一个与世无争的退休老头，每天提着鱼竿，戴着草帽，消失在山林溪水之间。

　　然而，他并不知道，在他看似平静的晚年生活之下，一场真正的、致命的杀机，正在悄然酝酿。

　　1965年，一则从海外传来的消息，如同一道催命符，骤然打破了他晚年生活的平静，也将他推向了死亡的深渊。

　　这个消息，对于蒋介石而言，无异于一记响亮的政治耳光，让他颜面尽失，恼羞成怒。

　　过去的十五年里，蒋介石之所以容忍他这个“历史罪人”活在世上，除了时机不成熟外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可以作为牵制李宗仁的一枚棋子。

　　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，通过各种渠道，一遍又一遍地向李宗仁发电报，恳求他，劝阻他，甚至可以说是哀求他，收回成命，不要走上那条“不归路”。

　　当年7月12日，李宗仁夫妇安抵北京的消息，通过报纸和广播，传遍了全世界，也传到了白崇禧的耳中。

　　那一刻，这位身经百战、见惯了生死的老将军，脸上血色尽失。他痛苦地跌坐在椅子上，对着身边陪伴多年的侍从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德邻投共，我今后在台湾，更没脸见人了……”

　　他说的“没脸见人”，不仅仅是指政治上的尴尬，更是对自己未来命运的一种绝望预判。

　　就在李宗仁踏上大陆土地的同时，在士林官邸，一个尘封了十五年的暗杀计划，被重新启动。

　　蒋介石召见了一个人，一个在黑暗中为他处理了无数脏活、手上沾满了鲜血的刽子手——谷正文。

　　他知道，对付白崇禧这样的湖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，最好是能制造成一场天衣无缝的“意外”。

　　通过收买白崇禧身边一个姓杨的副官，谷正文得知，白崇禧虽然年事已高，但打猎的爱好一直未改。

　　从表面看，木桥毫无异样，但只要有一定重量的物体经过，关键的承重木梁就会瞬间断裂。

　　前导车连同车上的三个人，瞬间坠入了数十米深的峡谷，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。

　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坐在白崇禧身旁的一名侍从，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和反应速度。

　　白崇禧与马佩璋伉俪情深，几十年的风雨同舟，早已让他们成为彼此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　　在台湾这十几年的日子里，夫人的陪伴，是支撑他走下去的唯一精神慰藉。

　　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孤独老人而言，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情，无疑是一剂难以抗拒的。

　　他调查到，白崇禧为了晚年的“幸福”，经常向台北中医协会的理事长赖少魂购买滋补身体的药剂。

　　电话中，谷正文没有直接下达杀人的命令，而是用一种极具暗示性、令人不寒而栗的口吻说道：“赖理事长，白将军为操劳一生，如今身体亏空，需要‘大补’啊。总统的意思是，要让老将军‘尽享天年’，所以你的药方，务必用足猛料，让他走得‘舒坦’一些。”

　　在保密局的恐怖之下，赖少魂知道自己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，他只能照办。

　　于是，在之后送给白崇禧的补药中，赖少魂悄悄地，加大了几味与烈酒同服会引发心脏骤停的药物剂量。

　　75岁的白崇禧，赤身裸体地暴亡在床上。他的面部表情极度扭曲，似乎在死前承受了巨大的痛苦。

　　更诡异的是，他的皮肤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绿色。床上的睡衣和床单，被撕得粉碎，仿佛他在临死前，曾经历过一番激烈而绝望的挣扎。

　　多年以后，当台湾的政治环境逐渐宽松，那个亲手策划了这一切的刽子手谷正文，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，以一种炫耀的口吻，亲口承认了这桩惊天血案：“是的。”

　　白崇禧的儿子，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，对此极力否认。他认为，谷正文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书多卖几本，赚点养老钱，才故意夸大其词，编造了这些骇人听闻的谣言。

　　他给出了自己的理由：父亲晚年本就心脏不好，因病去世是合乎情理的。而且，如果蒋介石真要用毒酒杀人，做得如此粗糙，留下这么多破绽，岂不是太愚蠢了？

　　因为无论白崇禧是死于精心策划的暗杀，还是在长期的精神压抑下旧病复发，有一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：他都是蒋介石“”政策下的一个牺牲品。

　　他被剥夺了权利，践踏了尊严，囚禁了自由，在长达十六年的精神凌迟之后，孤独而痛苦地死在了那座他本不该踏上的孤岛上。

　　正如他的老搭档李宗仁，在听闻其死讯后，发出的一声长叹：“白健生去台湾，是自寻死路。”